[摘要] 现在的情况是，有钱人买了房子不住，而需要住房的人又买不起。如果这种情况一直持续下去的话，楼市泡沫必将破裂。上述这几个问题都很危险，如果不解决的话，中国经济迟早会出问题。当然，这也不一定全是坏事。因为，只有出现经济动荡，政府才会有危机感，才会有动力推动改革。
我的经济学不是从哪儿学来的，是我自己发现的；所谓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其实就是“恻隐之心，人皆有之”
今年4月底，英国《前景》（Prospect）杂志将茅于轼评为十大“2014世界思想家”之一（位列第四，第五位是教皇方济各）。这是85岁高龄的茅于轼先生继2012年获得“米尔顿·弗里德曼自由奖”之后所荣获的又一个颇具影响力的国际奖项。
在天则所为他举办的庆祝晚宴上，他称自己是个理想主义者，说了“很多看起来脱离实际的话”，但“社会迟早会迈向那个方向”。
近日，茅于轼先生在其住所接受了我们的专访。坐在笔者面前的茅于轼先生已届耄耋之年，但他依然精神矍铄。在与记者的交谈中，茅于轼先生侃侃而言，说话不紧不慢，将自己求学、治学的艰辛经历娓娓道来。
南开对我终生都有影响
中国经济报告：你曾经在重庆（楼盘）南开中学就读，我们知道那个时候的南开是蜚声海内外的中华名校，也是人才辈出的地方。吴敬琏先生甚至说过，“对我一生影响的是在重庆南开中学度过的时光”。那么，在南开求学的经历对你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茅于轼：南开中学是我最喜欢的学校，尽管我在南开中学只读了高三一年，但这所学校对我终生都有影响。当时南开中学的校长是著名的教育家张伯苓，他一心办学，注重“素质教育”，强调学生全面发展。学校还着意于培养学生的独立意识、创造性、民主精神。南开中学的校训是“允公允能，日新月异”。学校的气氛也很好，同学们可以自由地讨论政治。但我当时对政治没什么兴趣，也不关心大家辩论什么，但是却培养了我的民主意识：讨论政治是老百姓的权利，人人都有言论的自由。
而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数学老师伉铁健，他讲解析几何时条理之清晰，思路之完整，解释之认真，令我终生难忘。我的数学基础和对数学的兴趣，全部来自南开中学的伉老师。可以说，没有伉老师，我不可能有很好的数学基础，而没有好的数学基础，我也不可能有经济学方面的成就。在南开我还喜欢上了音乐、体育，这养成了我一生的好习惯。
中国经济报告：你在大学期间学的是机械专业，是受了父亲的影响还是你自己的选择？
茅于轼：有家庭的影响，毕竟我父亲和伯父都是搞理工科的；有社会的影响，那时的风气也是机械吃香，学机械能学到“硬本事”。当然，我自己也对机械比较感兴趣。
中国经济报告：这里面好像还有一段小插曲，就是你刚考入上海（楼盘）交大的时候，学的是工商管理，大二的时候，才转入机械系学习。
茅于轼：是这样的。考大学之前，由于我弟弟患阑尾炎，母亲又不在重庆，只得靠我照顾弟弟，因此我在重庆滞留了一段时间。第二天就要考试了，我头一天晚上才乘飞机到了上海。由于没时间复习，考试成绩不够理想，因此没被机械系录取，而是被调配到工商管理系。当时的工商管理专业可是冷门专业，学习成绩好的人都不会考这种专业，我当然不太高兴。但是想想，不管怎么说，上了交大总比没考上强。我在工商管理系读了一年，正好我父亲的朋友柴志明在交大教书，我父亲找到柴志明诉说了我想上机械系的愿望。在柴志明老师的帮助下，第二年我才如愿以偿转到了机械系。
响应祖国的号召，远赴齐齐哈尔
中国经济报告：1950年，你从上海交通大学机械系毕业后，没有选择留在繁华的上海滩，反而远赴齐齐哈尔（楼盘），为什么？上海既繁华离老家又近，不是很好吗？
茅于轼：1950年夏，我从上海交通大学毕业。那时，新中国诞生还不到一年，正是百废俱兴的时候。关于毕业去向，摆在我面前的有三种选择：一是留在上海，这里离老家近，还有一些亲朋故友可以帮忙，凭着父亲的社会关系，找一份满意的工作并不困难；二是回北京（楼盘）去，因为这时父亲已到新中国的铁道部工作，全家已迁往北京定居；三是响应祖国号召，到祖国最急需人才的地方去参加新中国的建设。经过几番思考，我最终放弃了前两个去向，响应祖国的号召，和其他五名交大同（楼盘）学一道，自愿报名参加了来学校招人的东北招聘团，之后便去了齐齐哈尔。
我的经济学不是从哪儿学来的，是我自己发现的
中国经济报告：你之前学的是工科，从事的也是铁路方面的工作，怎么转行去研究经济学？
茅于轼：我转行研究经济，既是偶然又不偶然。其实早在1951年，我在齐齐哈尔铁路局实习机车驾驶时，就开始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如何驾驶机车在保持正点的条件下，使燃料消耗为？这就是所谓的最优操纵问题。以后，为了求解这一问题，我长期深入地研究了各种最优化的方法和求极值的技巧，而这也为我后来进入经济学领域并发现择优分配原理奠定了基础。在这一过程中，我碰到了贝尔曼的《实用动态规划》一书，其中有一点深深触动了我。
贝尔曼居然用简单无比的动态规划原理解释了变分法中复杂的求极值方程式——欧拉方程。由于受到了贝尔曼成功的启发，我试图找出数学极值方法的现实经济意义。经过苦思冥想，我意识到，经济活动的目的是要在有限的资源供应条件下使财富产出化，这天生就是一个可以用拉格朗日乘数法求解的问题。那段时间，我兴奋得半个月没有睡好觉，经常半夜里爬起来拿出纸笔做演算和推导。经过潜心钻研，我于1979年从数学线性规划的最普遍原理提出了择优分配的概念。于是，从这一条捷径，我进入了经济学的研究领域。所以说，我的经济学不是从哪儿学来的，是我自己发现的。
中国经济报告：根据这一研究成果，你后来写成了《择优分配原理》一书。
茅于轼：1979年，我发现了择优分配原理。那时刚刚开始改革开放，国内还很封闭，我也没有写书的打算。到了1984年，金观涛编辑《走向未来》丛书，向我征稿。我在一边上班一边写作的紧张条件下，花了不到四个月的时间把自己的思想成果写成了《择优分配原理——经济学和它的数理基础》一书，次年在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我的学术成就和结交的朋友有关
中国经济报告：你虽然不是科班出身，但是在经济学领域的研究成果颇丰。与此同时，你的著作好像也遭受了一些质疑。
茅于轼：刚才我们也谈了，我原来是学理工的，所受的基本训练是在理工方面。我对所学的力学、电学、热力学、数学都认真地下过工夫，可以说是达到了融会贯通的程度。但是作为一个经济学家，我的基础很差。许多经典著作我都没看过，像《国富论》、《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资本论》，我都没有认真读过，更不用说洛克、康德、罗素、弗洛伊德、韦伯等人的著作。我的国学基础也只限于《论语》、《古文观止》中的十几篇，加上零零碎碎的《史记》、《孟子》等。这就是我的全部家当，所以我在写文章时极少引经据典。反过来说，正因为如此，我的知识不是抄袭之作，不是食古不化，更不是贩卖外国的原著，这些恶名都安不到我的头上。我之所以能取得学术成就，很大程度上是和结交的朋友有关。我们互相交流，彼此得益。其中主要有王国乡、杨小凯、宋国青、张维迎、盛洪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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