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在广州385平方公里的6个老城区，分布着大大小小139条城中村，位于珠江南岸的海珠区就有20个。这20条城中村聚集在一起，就像一场Stereo（立体声）大合奏。它们有的脏乱差得犹如“广州巴格达”，有的则是法国塞纳河般的“古韵流芳”。有的幸运地摆脱市井味晋升为都市的“俯视者”，有的处在随时拆迁的惶恐中......
编者按：大家都知道，任何一条村子的改造，都不会只是那条村子的问题。这是一场无数角色相互逐利的战争。
村子最庞大的主体自然是村民们，然而这个主体一直是后知后觉的。他们对于村子的未来无能为力，毕竟钉子户的“含铁量”再高，在摧枯拉朽的推土机目前，都显得不堪一击。真正决定村子未来的，自然是位高权重与手握重金之人。他们的决定与规划，是村子日后的生存命脉。
而他们亦是受限者。从前期的拆迁赔付到大笔资金的投注，他们亦是赌徒。那些牵一发动全身的种种规划细则以及需要平衡的盘综复杂的利益关系，亦是阻挡他们前进脚步的“拦路虎”。需要重申的是，这是一场众多角色分庭抗衡的利益争夺战，当然各角色都会尽量避免“流血”事件，毕竟无人想两败俱伤，毕竟大家休戚与共。而庆幸的是，各角色都看清楚了这一点。
搜房网讯 “城中村”这个词汇，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便已诞生在西方特大城市的快速蔓延中。20世纪90年代，这面反映城市化过程的“特殊镜子”也在城市扩张的步伐下移植到了中国。
与外国不同，“脏乱差”、“一线天”这些似乎总能被人与城中村划上等号。它们偏居在繁华的一隅，被现代摩天大楼俯视着，仿佛是城市的“伤疤”。拆迁与改造，总有上演的一天。
在广州385平方公里的6个老城区，分布着大大小小139条城中村，位于珠江南岸的海珠区就有20个。这20条城中村聚集在一起，就像一场Stereo（立体声）大合奏。有的脏乱差得犹如“广州巴格达”，有的则是法国塞纳河般的“古韵流芳”。有的幸运地摆脱市井味晋升为都市“俯视者”的一员，有的处在随时拆迁的惶恐中，有的则继续沉默等待整治。
从2009年开始，关于海珠区城中村改造的声音从来没有停止过。在海珠区“三旧”改造的推进下，此时此刻的城中村，最终都是殊途同归。无论是已经重生还是等待重生的城中村，有些东西并不是一场暴风雨式的规划就可以完整解决的。
重生的华尔兹与等待的催眠曲
2010年1月，《关于加快推进“三旧”改造工作的意见》让城中村改造有了清晰的规划和时间表：未来3至5年内，将基本完成包括越秀、海珠、荔湾等重点区、52条“城中村”、一批不符合城乡规划的旧厂房的改造，而在2010年亚运会召开前，将完成猎德、冼村、小新塘、萧岗、三元里、林和、杨箕、琶洲以及棠下9条“城中村”改造工作。
幸运的琶洲村在两年不到的时间里蜕变成了豪宅区“保利天悦”（图片来源：搜房网）
在海珠区，有20条城中村，五凤村、瑞宝村、大塘村、石溪村、沥窖村、康乐村、琶洲村、红卫村、黄埔村等，或熟悉或陌生。琶洲榜上有名是其踏出城中村改造的步。
琶洲村无疑是最幸运的，在保利地产“撑腰”，从2010年起不到两年时间，实现了海珠CBD的大蜕变。今年3月29日，改造后的琶洲村以“保利天悦”的新名字走上新舞台。其临江打造的豪宅，这个豪宅吹风价曾达6万/平。从6万到3万，最后，保利天悦以价18888元/平的震撼价正式推出了市场。
加上2008年年底搬迁，2011年7月变身生物经济的“曼哈顿”的官洲村，这两首“灰姑娘变公主”的重生华尔兹，似乎成为海珠区城中村改造的标本。
官洲岛太阳系广场的璀璨夜景，4年前，这里还飘着农渔业的咸腥味（来源：搜房网）
而对于海珠其余那18条城中村来说，改造这步棋如何下，什么时候下，好像连下棋者也说不清楚，遑论看棋的众人了。
早在2009年广州公布的新中轴线南段三大城市设计方案，海珠6条城中村改造问题就被端上了台面。从北至南，桂田村、红卫村、东风村、龙潭村、三窖村、沥滘村，当时都正在开展普查活动。其中，红卫村和东风村的基本调研已经完成，并有初步改造意向。
2010年1月，《关于加快推进“三旧”改造工作的意见》中，整体拆除的52条城中村中，海珠区仅有官洲、琶洲、沥滘、红卫、东风和三滘上榜，桂田村与龙潭村如何处置成谜。
到了2010年8月，在《广州新城市中轴线南段地区控制性详细规划》中，除小洲村获得“被保留”的“特权”外，涉及14条城中村的全面改造。其中，规划核心区涉及改造的主要有7个村，分别是桂田、红卫、东风、三滘、沥滘、石溪、凤和，原则上村民安置住宅用地采用原地或就近（在旧村行政范围内）解决。非核心区域范围涉及改造的主要有七个村，分别是红卫、土华、赤沙、北山、仑头、瑞宝、龙潭。
再到2011年，海珠区“三旧”改造动员大会召开时表示，海珠全部“三旧”改造项目将在2012年前完成上报审批工作，2020年完成改造。5年内外城官洲、琶洲、沥滘、红卫、东风、三滘等6个“城中村”的全面改造。
改造声音很强烈，现实却颇为风平浪静，连沥滘村这条2011年下半年就已秘密筹划改造工作的城中村也不例外。这条与琶洲村一样幸运的村落被珠光集团以23.8亿美元的巨资吞下，11年前就已举起的“改造”大旗在珠光的东风下迎风飘扬。但截至目前，改造的进度仅仅停留于摸查工作的结束阶段。下一个10年，注定继续在“如何拆”的动荡中默默等待。
处于新中轴线南段的桂田村、红卫村、东风村、龙潭村、三窖村，只能在等待中继续吟唱着催眠曲，暂时忘记那未知的改造所带来的不安。
“之前好像是有人来调查过的。但拆迁改造的话，还‘有排’（有很长一段时间）。”龙潭村的老村民白先生说。村里的老人小孩每天都会在河涌两旁的树荫下乘凉，似乎此刻的宁静还是牢不可破。
握手楼林立是城中村的一大特色（来源：搜房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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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没有“一线天”和臭河涌
除了小洲村享受着“保留”特权，黄埔村也是独特的一员。有别于猎德、琶洲这些先行者被“煎皮拆骨”得不剩一砖一瓦的老旧，黄埔村严格按照原形制、原结构、原材料、原工艺技术的“四保存”原则进行修复。一方面对延续古村风貌和肌理的古建筑进行保护修缮，另一方面对旧村进行抽疏整治，完成三线下地、雨污分流、水电增容、种绿清流的市政大升级。
在不少老海珠的眼中，“推倒重来”的整体拆迁是海珠文化底蕴的一种流失。像黄埔村那样，限度的保留，而不是全部为变身所谓“曼哈顿”、“富人区”而努力，获得更多市民的支持。
黄埔古村整治后漂亮的荷塘景色（来源：搜房网）
而事实上，有些东西是改造与拆迁都无法解决的。
经过改造后的黄埔村焕然一新，黑臭的水塘、肮脏的坑渠全部消失了，但在黄埔村村口，高架桥近在咫尺，来来往往的面包车与大型货车不时上演混乱的抢道场面。沿着村口方向一路向北，是各色各样的工厂、仓储区。尽管村口的牌子上注明黄埔村是“景区”，拥挤在村口的小汽车以及在门口做起地摊生意的走鬼，使得黄埔村的“景区”特色模糊了起来。
进入黄埔村，两旁是并未经过精心规划的，只是满足村民基本生活需要的低端商铺。宽阔的大路比处于繁华低端的城中村都要舒服，但弥漫在空气中的垃圾臭味，以及铺砌了才一年多的石砖路上的黏糊黑迹，还是把黄埔村和城中村对等了起来。
村中随处可见市民扔垃圾和吐口痰，这些城中村的随便并没有改掉。而进入村的中部，与青砖房不同的“握手楼”、破败的平房露出了嘴脸。麻辣烫、木桶饭、沙县小吃等等城中村常见的小吃店杂乱无章地开设着。用“脏乱差”来形容并不为过。
黄埔古村改造基本完成后，这样的城中村特色并未完全褪去（来源：搜房网）
但经过一段略嫌昏暗的“握手楼”，情况有了180度的大改变。梁氏宗祠、胡氏宗祠、姑婆屋、梁询故居、端生家塾、左垣家塾、潮江胡公祠、子牙居、日本楼……一栋栋都有着传奇的故事的古建筑显露一角。凭栏远眺泛着浅浅涟漪的湖面，城中村的感觉抛诸脑后。走过写着“凤浦”两字南门楼不久，便是著名的黄埔古港。
21岁的雨君在黄埔村的“维和大药房”工作了两个月。每天中午休息时，她都会在整条黄埔村闲逛，用手机拍下池塘里盛开的莲花或是有着传统气息的青砖房。尽管黄埔村现在和城中村的名字渐行渐远，但雨君说，她从来没有看过堤岸上一排排红灯笼一同亮起的夜景。
“这里毕竟还是村，晚上出来还是不安全。”
美国斯坦福大学心理学家菲利普•辛巴杜曾提出著名的“破窗理论”：如果一个房子的窗户破了，没有人去修补，不久后，其他窗户也会莫名其妙地被人打破。这一理论说明，任何一种不良现象的存在，如果对之熟视无睹，不良现象将会无限扩展。
单独把黄埔村抽离出来，除了一小段握手楼外，确实脱掉了城中村的“外衣”：紧邻的村民楼被换上青砖，臭河涌整治后恢复绿水。但把它放在了工厂、高架林立的环境，卫生和管理在改造过后没有跟上，那么，再怎么漂亮的外衣地下仍然是“城中村”的内里。
同样，在龙潭村，尽管“握手楼”没有被套上青砖华衣，有些看起来甚至危险丑陋，但经过一条从村头绵延至村尾的河涌加以区分，这里更像是静谧的乡村。但被垃圾和油污阻塞了的河涌，每每在暴雨欲来前散发阵阵恶臭，让居住在这的村民甚是头痛。
“这里堆满垃圾变成死水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真的很希望有人能曝光一下。街道请的宝洁公司都没有把那些垃圾和淤泥吸走，加上岸边被种了杂乱无章的勒杜鹃，整个环境一下子就变差了。这条村其实算干净的。”一位老村民说，候，这条河涌非常清澈，如果能改善河涌环境，这条村也不至于如此不堪。
如果没有“一线天”和“臭河涌”，海珠不少城中村并没有糟糕到非得拆除不可的地步。无论是成功改造的黄埔村，还是等待整治的龙潭村，这些还被还一直被视为“脏乱差”的村落，他们最需要的，还是卫生与安全问题的跟进，而不能赌在一次暴风式的大改造上。
龙潭村河涌这段污染让村民叹息（来源：搜房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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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城中村既有内城的，也有城缘的，但都是指移民的社区。而在中国，虽然外来人口数量上可能远远超过本地人口，但在经济社会地位上仍处于从属地位，城中村的本质仍是本地人的社区。
在外国，曾有学者把城中村定义为，一面反映错综复杂的城市进化过程的特殊镜子，实质是从城市到乡村的过渡地点。中国的城中村并不是城市到乡村的过渡，而是像棋子一样落在城市化棋盘上的棋子，但不妨碍它成为反映城市化过程中，规划滞后、村民出租屋经济任意放养以及大量流动人口等等问题的一面镜子。但这些镜子并不都是一个模样。
“广州城市化进程始终有点误区，其实发展不代表一定要重建。我觉得海珠才是广府文化最重要的根据地，也许正是海珠并不是发展的轴心，这里保留了更多属于广州人的文化。”广外大四学生小李从小就在海珠区居住，对这片土地的态度是不希望因为要变成下一个拆迁而开动推土机。
“海珠是住了老广州人的地方，在这里住了二十多年，都没有见得问题特别严重，到了没有办法居住的地步。”
而龙潭村的村民白先生可能更为现实。“如果你在新年时候来，这里会非常干净，那些外来打工的都回去了嘛。如果河涌也干净了，这里就像公园那样安安静静的。”白先生并不是排斥外来务工人员，他认为偌大的广州需要有地方成为他们的容身之处，这也是村民的“出租屋”经济的支柱。而且，随着大量工厂从海珠搬出到番禺、南沙，住在城中村的，尤其是处于中心区域城中村的，都不再是工人，而是白领。
村民出租利益与外来人员的务工利益相结合，成为城中村整体拆除的难点。无论政府和开发商如何补偿，总有些长期利益无法保障。也许先把困扰城中村的卫生环境与安全问题整治好，让一部分村落慢慢演变，不失为擦亮城中村这面镜子的好方法。毕竟，破罐子破摔并不适合所有罐子。
黄埔古村的梁公祠变身为整洁的小食肆，成为村民除出租屋外的另一收入来源（来源：搜房网）
城中村午后的闲暇时光（来源：搜房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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